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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渭南|“主人家”

来源:九州娱乐_九州娱乐网渭南日报全媒体  时间:2018-06-08

  我不时地在岁月的隧道里徘徊,不时地在似梦非梦的空间转悠,一块心结总是解不开: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过世多年的爷爷当年曾叙述的这个故事,让我浮想联翩。

  什么时候,什么年代,爷爷说他也记不清,他只记得从祖爷爷接手这件事时,祖爷爷说:“这是上辈子使下来的,都是这个样子,都照这个法子走。”于是爷爷就接了一串串铜钥匙和一摞摞蓝色的账本,就成了这家“主人家”的掌柜的。

  “主人家”的位置就在老朝邑县南门附近的朝邑中学北邻,对面是一个叫作“马垣巷”的东西巷子。“主人家”的门是“大车门”式敞开的铺板门。进门两边是厢房,北边是五间供客人住宿的房间。南边是三间隔了两个房间,一间是账房,一间是他的起居室。从这个院子向东走,后边就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场子,场子的尽头在东边,靠着后墙是摆开一字的喂牲口的槽头。槽头的右侧是两间简易房,里边存放的是牲口的草料,门口有两个盛水的“铁河”(用生铁铸的,较大的盛水容器)。别说这两个“铁河”,爷爷说它的用处可大了,除了每天喂牲口拌水,供牲口饮用外,还有滋润院落的效能。有一次不知谁把烟头掉到地上,引起一场大火,烧了盖得还算规矩的草料房,众人凭借“铁河”里的水扑灭了火,使火没蔓延到南邻的朝邑中学库房。

  人生不易,饱经沧桑磨砺的爷爷就在这间“主人家”的大院里经历了万千的变化。他说有一个深夜,听得清清的有人用力叩门,他顺手提了门后靠的一根棍子,蹑手蹑脚地走到铺板背后,屏住气,仔细听外边是什么动静。听了一会,只听得有人呻吟。他从门缝一看,是一个“粮子”(旧时对当兵的俗称)背着另一个受了伤的“粮子”,看起来好凄惨。他卸了一块铺板,让两人进了门。他先给倒了一盆清水,让那个“粮子”把伤了的“粮子”的脸和胳膊洗净。爷爷一看伤在大腿的口子有一拃长,赶忙帮着一起洗净,再抹上“红汞”(红药水)。一切弄妥后,天都快明了。爷爷把他俩安顿到北边的房间里,给弄了些吃的喝的,这才问,你们咋弄成这样子?那个“粮子”说,“我俩是从潼关打日本兵退下来的,他是我们排里的一个兵,受了伤,走不动,又和大队失去了联系,迷了路这才投到你这里。”爷爷一听说是打日本兵负了伤,请来了医生,把他的伤治了,临走还给了些钱,又雇了一辆轿车把他们送走。又过了几年,过来一队“粮子”到“主人家”收粮收款,立眉瞪眼,张口就要20个大洋。爷爷说:“我一年都挣不下10个大洋,况且在我这里吃,在我这里住的人都是乡下人,也给不了几个钱,好些时候我还不收钱。”那个“粮子”不信,说:“哪有不收香火的和尚?”两人正在争执不下时,过来一个当官模样的“粮子”,一看是这地方,踢了头一个“粮子”一脚,说:“你不看这是啥地方!这是张善人主人家,是他当年救了我的命,这故事我给你们讲了多少回。”说完给爷爷敬了一个礼,从他身上掏出两个“袁大头”递到爷爷手里,推来让去,爷爷硬是没接。

  这是一个吃罢晌午饭的后晌,爷爷送走了一挂车,正要进门时,来了三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,大包小包,鼓鼓囔囔,一人连背带挎好几件,说是要住店。爷爷说,看像书生模样,就让他们三人住在北边的上房里。听说他们是北乡高明的,去华阴庙坐火车到西安应试去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拂晓时分,他们打了早就走了。谁料这天傍晚他们又回来了,一问才知道,走到渭河一个叫石桥的地方。此处杳无人迹,从河滩的芦苇丛中窜出两个土匪,两人手里分别拿着用红绸子包得严严实实的“手枪”,顶着他们中两个人的脊背,说是“要命给钱,不给钱要命!”这低声一喝,再把“手枪”向前一拥,吓得一个尿裤子,一个瘫在路上,一个赶忙掏出身上“钢洋”,铜板给了那两个强人。其中一个土匪说:“把眼睛闭住,不准偷看,不准动摇,谁要动弹一下,枪子可不长眼睛。”“过了一袋烟的工夫,我们睁开眼睛一看,连个人影都不见,四处都是死一样的寂静。三个人一商量,盘缠没了,先回到朝邑再说,于是这就折回来了。”听了这一番叙述,爷爷当时让小伙计安顿好他们吃的住的,并告诉他们说,土匪是装的,那用红绸包的笤帚把专门用来吓人的,真土匪才可怕!第二天走时再给了两个“袁大头”,他们千恩万谢地辞了上路到华阴搭车去了。隔了四五年,其中一个姓雷的在华阴干事,回老家时路过朝邑,请爷爷在馆子吃了一顿饭,还送了10个“袁大头”。

  “主人家”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乡间驻县城的办事机构,大概略同于某地区驻省或某省驻京办事处,经营的方式类似昔日的车马大店。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“封公粮”要到丰图义仓的“朝邑粮库”缴,北乡的高明、两宜、范家一带当天返回不去,就得连人带牲口车辆在店里住下,或者打官司告状,或者买卖农副产品,或者过朝邑到华阴庙,再搭火车去全国各地;也有经朝邑到东边的黄河岸搭木船去山西,把朝邑的棉花、粮食、花生运到河东,再把河东的铁品、潞盐运来,也都住在这里。那阵子生意还蛮红火的,对于这些做生意的人照收各种费用,而乡里来的那些人是随心布施,有了多给,没了拉倒。每年忙罢过后,爷爷就套一辆轿车,回到北乡各村,给乡约、保甲长、乡绅带些点心、烟茶酒之类的礼品,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再到他们村回访,请他们多多支持关照。到了约定时日,小伙计赶上一辆硬轱辘大车,套上骡子马再到北乡各村,小伙计会在进村后大声吆喝“主人家”来了,也有的是先约定的,村民会送上一升两升、一碗两碗,或麦子,或豆类,甚至有的老婆还带来一把“捻子”(用棉花搓的,用来纺线的棉条),爷爷从不拒绝,完了后会给每家五尺红头绳,以作谢礼。如此这般,要在北乡各村转悠半个来月。

  有一次爷爷从乌牛村回朝邑时,从旗杆店下坡,走的黄河滩的路,行了10多公里,准备在小坡滩里歇个脚时,突然小伙计大声喊叫:“掌柜的,你看那个人睡到路当中是咋哩!”爷爷一听,让小伙计把车靠到路边,他一跃跳下车,快步走到那人身旁,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,在那个人的鼻孔下将手上翻了几次,又掐那人的人中穴,折腾了足足有半个时辰,那人翻起了白眼,似乎醒来了。小伙计搭手,把那人抬到车上,靠到麦口袋上,爷爷再给灌了几口水,那人这才缓了口气……“老先生,我是紫阳村人,到雷村去要账,这不知咋的就晕倒了,要不是你搭救,这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的……”爷爷说,“都是为了生活,不论是谁,遇到这号事都是一样的,你躺着。我是城里主人家,把你送到你村里,放心吧!”紫阳村就在县城南边大约三四公里的路程,送到后交给其家人就回到店里。过了些天,那个人和他的儿子提了一笼菜送来,从此就和爷爷交成了朋友。再后来,那人硬要儿子认爷爷当“干大”(义父),爷爷没有答应,说,“好就是好,常来常往就行了,还认什么干亲。”

  朝邑出了战事,生意也变得萧条许多,奶奶又染“癔病”(可能是精神分裂症),整天摔碟子拌碗,又吵又闹。爷爷无心再去经营,就把“主人家”的门面交给亲家——我的外公来掌理,他回家买牲口置地,收拾农器家具死心塌地地务起了庄稼。可别说,爷爷也是个能人,他把庄稼活干得风生水起,不几年地从十几亩扩展到六十多亩,除了一头牛又增添了骡子和马,置了场面地,盖了两院子,给二叔父娶了媳妇,把三叔父也供得从朝邑中学毕了业,考上了省立高中。只可惜在那缺医短药的时代,四叔父不到10岁就夭亡了。

  过了些时月,爷爷抽上了“洋烟”(鸦片),又同村上的五王八侯混在一起,喝茶、抽烟、打麻将。没有多长时间卖了几十亩地,卖了几处宅院。那时我还小,什么也不懂。有次爷爷在炕上抽完烟,让我从那烟管里看,他说:“娃娃,你看咱们的骡子马、院子都在里头哩!”我反复转动着那烟管说:“没有呀!没有呀!”奶奶在一旁苦笑着说:“全在里头哩!娃你看不着!”没多久奶奶就去世了。爷爷再不抽那个“洋烟”了,人也消瘦了许多。1949年以后,村里“土改”,把我们家定了“破产地主”。再过了时月,工作组复查成份,说我们的“破产地主”定得高了,改为“上中农”。从此,再也没人提起“主人家”,“主人家”也在生活的长河里被浪头打下去了,爷爷也在80高龄寿终正寝。

  记忆中的“主人家”就是一车马大店,就是一乡间驻县办事处,但它无时不在演绎着人世冷暖、爱恨情仇的故事。

  抹不去的记忆!(张升阳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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